武漢肺炎快速傳播，在全球確診病例則突破7萬例、死亡達到1874人，疫情嚴峻程度超越2003年的SARS，兩岸的防疫體系在面對疫情卻顯得相對被動，只能順著疫情做滾動式管理，兵來將擋。
多維新聞專訪長期關心兩岸公衛體系的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陳美霞，探討兩岸公共衛生體系在2003年SARS的經驗後，為何在2020年遭遇新冠肺炎醫療體系仍承受龐大壓力? 在社會大眾人心惶惶，恐懼造成搶購、囤貨的混亂背後，檢討兩岸公共衛生體系在1980年代重視醫療勝於預防，醫療體系市場化而導致的制度缺陷。
(圖/取自Pexels)
從SARS到武漢肺炎：恐懼為何不散
2月4日晚間，第一批武漢台商包機回台，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一夜未闔眼的台灣衛福部長陳時中宣布有一名台商確診時，一度哽咽，接著忍不住的拭淚，成為台灣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經典一幕；中國大陸最前線抗疫的醫護人員，更是傳出一天只睡3個小時，累得倒地而睡，穿紙尿褲以爭取時間等，照片流出也引發許多網友心疼。
在抗疫的日子裡，恐懼、埋怨、緊張和感謝，在這些龐雜的情緒外，有人提出疑問，從2003年抗SARS的經驗，到現在為何兩岸公衛體系仍舊未能對傳染病的防治處理游刃有餘? 這樣的問題，陳美霞早在2001年就關注到了。
「這次的疫情可以看到兩岸都是一樣的，事前工作沒有做好。」陳美霞分析，公共衛生體系有兩端，一端是預防，一端是治療，整個是連在一起的體系。但是兩岸在醫療體系的市場化的轉向下，忽略預防端而關注醫療端，造成醫療體系莫大的壓力，這是兩岸共有的問題。
陳美霞以台灣為例，她提到「預防端和醫療端應該是連在一起的系統，預防端應該有一個像陳時中一樣的指揮官。」陳美霞舉例，理想的狀況是預防的部門在100個疑似病例中裡面有20特別嚴重的個案給醫療部門治療，分擔醫療端的壓力，「醫療端其實該處理的只有治療，這是一個連在一起互相配合的體系。如果這個體系有運作健全，陳時中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一個人抗下一個巨大的重擔，而是有一整個體系在支持他。」在醫療前面大量的防治工作沒有準備好，才會造成醫護人員們難以負荷的辛苦和民眾的恐慌。
驚惶失措，其實不是兩岸防疫作戰一直以來的樣子。陳美霞提到，或許很多人不知道，兩岸公衛體系在杜絕傳染病的路上其實都曾經有過耀眼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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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大倒退和大逆轉: 重醫療輕預防
1950到1970年代，當時有許多比新型冠狀病毒致死率更高的的急性、慢性傳染病橫行兩岸；但中國大陸卻在這段期間成功消滅了性病；控制鼠疫、瘧疾、血吸蟲病、霍亂、天花等疾病的侵害。同樣地，台灣也成功對抗霍亂、痢疾、瘧疾、日本腦炎、小兒痳痺等等傳染病，使其在台灣的土地上消失。
但是這樣身經百戰的體系，為何抗拒不了SARS和新冠肺炎？陳美霞點出，兩岸在過去30年間，都經歷了大逆轉和大倒退: 公衛體系醫療化加上醫療體系市場化，公衛體系因而弱化的過程。
1950到1970年代，中國大陸在毛澤東主政的時代下發展出一個以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的創新醫療衛生體系。這一體系包括：發展人民公社之下建立合作醫療制度；使用赤腳醫生（註）負責基層衛生；群眾運動與公共衛生互相結合；中醫與西醫互相配合，。
赤腳醫生：雖未受過完整正式的醫療訓練，但接受過基礎醫療且通過測試的農村醫療人員，大部分都維持農業戶口因此稱為「赤腳」醫生。
1978年市場改革帶給中國大陸經濟巨大發展，但是同時也帶來農村公社制度的解體，毛澤東時期的衛生政策和原則被拋棄，醫療衛生事業的重點轉為：醫療為主，預防為輔。公衛體系不注重群眾運動，專注在醫療技術；赤腳醫生消失，成為提供醫療商品的鄉村醫生；醫療資源從農村轉向城市。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產生戲劇性的變化，發生了「大逆轉」。
2001年陳美霞撰寫《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點出這個問題，2005年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報告，批評改革開放以來的醫療制度走向產生的制度弊病，再度揭示「問題根源在於商業化、市場化的走向違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對此，陳美霞有很多感慨。
同樣地，台灣在1950到70年代政策也是以「預防勝於治療」為最高指導方針。陳美霞指出，當時台灣各個鄉鎮都建立衛生所，並賦與大量資源及人力，投入公立醫院的建設。但是1980年代後，政策也同樣也有了令人扼腕的「轉向」：公衛體系的醫療化，加上政府使公立醫院自負盈虧，鼓勵私人資本投入醫療領域，使台灣的公衛體系同樣地弱化。
而從兩岸在SARS到武漢肺炎疫情的處理和恐慌中，就可以看到當公衛體系重醫療而輕預防，醫療端承受龐大壓力不堪負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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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 人民才是主角
回到這次的疫情，陳美霞提到，不論是中國大陸將重點放在「火神山醫院8天內完工」、台灣將關注點放在醫療體系堪不堪負荷，都是焦點錯誤。因為防疫工作，從來主角就是人民而非醫療部門，基層防疫體系健全至關重要。
試想，如果當初新冠肺炎爆發開始，華南海鮮市場發現病毒之際就由公衛體系的預防端送去化驗，即早做好預防的工作；對社區居民狀況有全盤掌握的赤腳醫生也能判斷居民的健康狀況，做好防疫隔離準備，或許會是一番不同的光景。
同樣地，將眼光放到台灣，大家瘋搶口罩、政府政策不斷改變的「口罩之亂」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問題。其實從衛生所曾經在過去防疫扮演重要角色，但這次口罩之亂，第一時間選擇發放口罩的單位卻是健保合作的藥局而不是國家的衛生所，就可以看出醫療市場化的問題。
陳美霞指出，如果有基層的長期耕耘地方的公共衛生組織可以很快地調查出口罩短缺的情況，就可以讓資源妥善分配。「例如，衛生所的公衛護士可以透過引導召集大家清點各家的庫存，就可以在社區裡進行調配。由熟悉地方的基層的公共衛生的組織來做，很快就可以調查出來鄉鎮市是怎麼樣一個情況，更可以特別關注社區裡有感染風險的人。」
有長期耕耘地方、與社區網絡熟悉的基層公衛組織就能讓防疫不顯得慌亂，恐慌、汙名化病患等的問題就會減少，這是兩岸目前都缺失的重要一塊。陳美霞提到，他看到兩岸召開記者會、宣布確診病例都做得很認真，「但這些都是宣傳工作而已，但公共衛生不只這一面」，陳美霞提醒，更多的是與民眾面對面的組織和教育工作，因為「人民才是公衛體系的主角」，陳美霞如是說。
在全球化時代下人員流動頻繁，SARS、武漢肺炎之後未來可能再出現新型的傳染病，可能更險惡，也可能規模更大，陳美霞認為，改善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市場化的問題，兩岸才能重拾過去防治傳染病輝煌成績，防疫也能更加從容。
全文轉載自：轉載自《多維TW》月刊52期（2020年3月號）
